其他
周嘉昕：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研究的四维视角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研究的四维视角
本文探讨的主题是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研究的方法论问题。面向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新境界的开辟，立足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研究的历史和现状，本文尝试提出并论证：进一步深化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研究，可以从四个理论视角出发。这就是针对经典著作文本逻辑的梳理与概念辨析，围绕经典著作历史传播以及版本差异的回顾，对于经典著作形成的思想史语境和相关支撑文献的考察，以及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新形态的时代关切中，坚持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研究的方法论自觉。这四维视角是一个内在关联的统一体，共同构成了读马克思主义经典、悟马克思主义原理这一理论实践的方法论要求，更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用经典涵养正气、淬炼思想、升华境界、指导实践”指示要求的题中之义。
一、文本逻辑与概念辨析
原原本本学习、阅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最直接的要求就是对经典著作的文本逻辑进行仔细的梳理，对经典著作中使用的概念范畴进行认真的辨析。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梳理文本逻辑、辨析概念范畴，也是阅读任何一本经典著作的基本要求。但这一要求的实现，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它内在蕴含着经典著作研究方法论问题的多维展开。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研究，不能采取浅尝辄止、蜻蜓点水的态度。有的人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没读几本，一知半解就哇啦哇啦发表意见，这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态度，也有悖于科学精神。”因此，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和原理，必须首先立足经典著作本身，在对经典著作的文本逻辑进行梳理、概念范畴进行辨析的基础上，把握、理解经典理论家所给出的那些重大的理论判断。
尽管马克思主义在今天仍然闪耀着真理的光芒，但是毕竟距马克思、恩格斯的诞生已经过去了200多年，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的很多判断和指认都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服务于特定的理论任务和实践目标的。马克思、恩格斯使用的很多概念范畴和术语表达，都是同他们所生活的时代和置身其中的理论环境息息相关的。因此，原原本本阅读马克思主义经典，不能仅仅满足于简单了解经典著作中所给出的那些重大理论判断，也不能仅仅满足于直接挪用经典著作中的那些著名的表述，仅仅将其作为“著名的引用”来使用，而必须真正回到经典著作的文本逻辑中去，在文本中把握马克思、恩格斯所使用的概念范畴以及通过这些概念范畴所做出的理论判断。这里，我们可以举两个例子来加以说明。
第一个是“意识形态”概念的使用问题。我们今天强调，意识形态关乎旗帜、关乎道路、关乎国家政治安全，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但是回到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著作中去，却会发现：“意识形态”这个术语在那里似乎成了一个贬义词。以马克思、恩格斯确立唯物史观的经典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为例，在这部著作中，“意识形态”被赋予的含义是一种虚假的、颠倒的观念体系，它反映的是资产阶级社会中的统治阶级利益，因而是一个要被扬弃并超越的对象。这样，如果我们不能深入理解《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文本逻辑，以及“意识形态”这个术语的特定使用方式，我们就会面临一种理论上的尴尬。仿佛一个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被批判的东西，到今天却成为了我们要坚持的东西。当然，这样简单的错误不难避免。但是我们也会注意到：一些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初学者在论述党的宣传思想工作的重要性时，往往直接引证《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相关分析和判断，从而给自己的论证带来了逻辑上的困难。其实，这个问题很好解决。一方面，应该梳理清楚“意识形态”概念使用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史上的转变历程。另一方面，更加直接的是，应该回到马克思、恩格斯写作《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过程中去，结合这一文本的逻辑展开来理解“意识形态”这个术语的特定含义。
围绕该问题，目前已经形成的共识是：“意识形态”这个术语最先是由法国思想家特拉西提出并使用的，他在《意识形态的要素》一书中，在观念体系的意义上使用了“意识形态”这一术语，意在将人的观念与社会政治生活关联起来加以考察。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中对特拉西的“意识形态论”进行了批评，认为“它是一种抽象的形而上学，是对于最简单的思维规定的一种列举和分析。这些思维规定并没有得到辩证的考察”。沿着黑格尔的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做了进一步的理论推进，并在讽喻的意义上，用“意识形态”来指涉当时的青年黑格尔派。意在表明青年黑格尔派的理论仍然是一种抽象的思辨，并没有真正理解社会现实本身。因而，“意识形态”必定是虚假的颠倒的观念体系。在这个意义上，就《德意志意识形态》，特别是其第一章《费尔巴哈》而言，马克思、恩格斯的核心任务是清算青年黑格尔派，“自己弄清楚问题”，明确政治经济学研究中“一经得到就用于指导我的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即唯物史观。由此，在这一经典著作中，重要的并不是“意识形态”概念的用法和含义，而是对“意识形态”加以批判的方法，或者说唯物史观的理论阐释。
第二个例子是价值形式理论的意义与短板问题。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特别是金融垄断资本主义的拓展及其内在矛盾的不断展开，以及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著作手稿编辑研究工作的推进，《资本论》再度得到西方左翼学界的关注。西方学界围绕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方法问题，出现了一股关注《资本论》价值形式理论的学术思潮。以德国的“新马克思阅读”运动和英美“新辩证法”学派为代表，围绕价值形式的辩证法问题形成了大量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对深化当代金融垄断资本主义批判，马克思黑格尔关系问题的思考，《资本论》的逻辑结构理解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但是，这一讨论近期以来也呈现出三种理论偏向：首先，由于缺乏对马克思《资本论》总体结构的系统化理解，价值形式理论的讨论往往将分析的着眼点过分狭窄地聚焦于《商品》章中的价值形式分析，或是将价值形式分析直接拓展到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方法的说明。这样一来，在价值形式理论的语境中，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具体批判就为价值形式辩证法的抽象讨论所遮蔽。在某种程度上，这也遮蔽了《资本论》的时代意义和理论价值。其次，与过分拘泥于价值形式理论的分析直接相关，这种对马克思《资本论》方法的说明，也就无法建构起唯物史观与剩余价值理论的内在关联。因而，这些研究大多内卷化为马克思《资本论》和黑格尔《逻辑学》的叙述结构的抽象对比。马克思对黑格尔唯心主义的批判，也就被这些研究所有意无意地忽视了。再者，在价值形式理论的研究中也出现了将价值形式的分析同马克思的货币理论相结合，将价值形式或商品形式的分析同资本意识形态批判相嫁接的趋势。但细究下来，价值形式理论这些在学理上突围的尝试，由于缺乏对《资本论》总体逻辑构架的系统把握，仍然无法跳出在抽象和具体之间进行逻辑跳跃的困难，往往只能对资本逻辑进行外在的否定，甚至退回到隐性的人本主义立场。
有关《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意识形态”概念，以及《资本论》中的价值形式辩证法探讨的例子充分证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有其自身的文本逻辑和特定的概念使用，要原原本本学习和研读经典著作，努力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自己的看家本领，首先需要对经典著作文本的逻辑结构和概念术语的用法进行仔细的梳理和分析。概念术语自身的特定使用，除了与经典理论家的理论背景直接相关外，还同特定文本逻辑的展开紧密关联。如果不能理解文本逻辑的展开，往往在概念术语的把握上也会遭遇这样那样的理论困境，更有甚者还导致对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的曲解或误解。
二、历史传播与版本差异
伴随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历史演进以及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研究自身也存在一个历史展开的过程。在此过程中，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也形成了不同的版本。这些版本之间的差异既包括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传播历程中，不同译文版本之间的差别，也包括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研究过程中，基于不同的历史条件所形成的文本编辑方案的变化。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对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文本结构的梳理和概念范畴的辨析，内在地通向对经典著作不同版本之间的比较的考察，以及经典著作和经典理论传播和发展的历史分析。
从这一点出发，可以为上文提到的价值形式理论做一个简单的辩护。围绕马克思的《资本论》及其手稿的文本研究经历了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马克思在世时，为世人所熟知的《资本论》及相关政治经济学研究文献，主要是《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第二版、俄文版和法文版，以及《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第一分册）》等。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承担起《资本论》第二卷、第三卷的编辑整理工作，同时编辑出版了《资本论》第一卷第三版、第四版和英文版。恩格斯逝世后，考茨基利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的内容编辑出版了《资本论》第四卷，即《剩余价值理论》。此后，直到20世纪30年代后，在苏联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的努力下，才整理出版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和《资本论》第一卷第二卷手稿的部分内容。20世纪50年代和70年代，《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分别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二版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新版的编辑工作中公开问世，但这两个版本中的编辑方式有着根本性的区别。2012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新版第二部分的全部卷次出版完成。马克思《资本论》及其手稿的写作过程才第一次通过文本完整地呈现在世人面前。这样，价值形式理论基于《资本论》第一卷不同版本的比较以及《资本论》与《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第一分册）》的对比，更加关注《资本论》第一卷的开头部分，而缺乏对《资本论》总体文本逻辑的梳理，也就似稍可原谅了。
也正是在此过程中，遇到了另外一个更为关键的问题：如果说对于马克思、恩格斯本人公开发表的文献，可以利用他们修订再版所形成的不同版本进行文本结构的比较，进而深化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理解的话，那么对于马克思、恩格斯的手稿和笔记，在尝试利用后人整理出版的版本展开研究时，就不得不面对这些版本的文本编辑方案及其前提性的理论预设问题了。回顾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史，围绕马克思、恩格斯手稿、笔记的版本和编辑问题，曾经产生了许多重大的理论争论，有些争论时至今日仍未平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两例。
第一例是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耳熟能详的一个思想史事件就是：1932年，《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几乎同时以两个版本问世。《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问世后，很快在西方学界引发了广泛的争论。以朗兹胡特、德曼和马尔库塞为代表，西方学者欢欣鼓舞于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发现了一个新的“青年马克思”。这样一个“青年马克思”从根本上异质于苏联学者所遵循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解释，并且在20世纪50年代后得到了西方“马克思学”学者和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进一步阐发，形成了人本主义“青年马克思”问题或“两个马克思”问题。对此，胡克曾经在1966年撰文，将其描述为“马克思的第二次降世”。显然，所谓的人本主义“青年马克思”的理论阐释，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这一文献的发表，仿佛从马克思、恩格斯未发表的手稿中发现了一个全新的马克思。然而细究起来，这样一种理论阐发本身是以西方学者对马克思理论肖像的特定期待为前提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版本差异和文本逻辑，在持人本主义“青年马克思”观点的学者那里，更多是一个理论的标签，而非真实的文献依据。只有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才能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版本差异中，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
其一，20世纪50年代，西方人本主义“青年马克思”理论阐发的主要文本依据，并非德国社会民主党理论家朗兹胡特和迈耶尔编辑的版本，反倒是苏联马克思主义文献学专家梁赞诺夫以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所提供的版本。其二，这两个版本本身都没有完全依照《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原初文本形态加以编辑。尤其是后者，本身体现的是苏联学者遵循相关历史信息，着眼马克思对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论阐发，所提供的一个按逻辑顺序编排的版本。其三，1982年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新版第一部分第二卷中，分别按逻辑顺序和写作顺序收入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两个版本。这两个版本的比较，为深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史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文献依据。反观人本主义“青年马克思”讨论，此时已然归于沉寂。
第二例是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这份他们在其中“弄清楚了问题”，但是“交给老鼠牙齿去批判”的手稿，对于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及其方法论本质来说意义重大。但是，由于这份手稿的写作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并未最终完成，围绕《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编辑，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形成了多个不同的版本。进而，围绕这些版本的差异，也形成了多次理论争论。
1924年，苏联马克思主义文献学专家梁赞诺夫在《马克思恩格斯文库》俄文版第一卷上发表了《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第一章《费尔巴哈》。按照梁赞诺夫的说法，这一文献的发表有助于澄清马克思、恩格斯从现实的人本主义到革命的共产主义的理论过渡。1932年，经过进一步编辑整理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部分第五卷上公开出版。20世纪60年代后，随着巴纳在阿姆斯特丹发现《费尔巴哈》章的残篇，苏联和东德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重新梳理这部分手稿，编辑出版了《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新版本。日本新马克思主义学者广松涉也在独立编辑《费尔巴哈》章的基础上，提出了物象化论观点并论证恩格斯才是唯物史观形成中的“第一小提琴手”。进入21世纪以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新版编辑者陶伯特，曾经提出了一个分篇编辑的方案，不再将《德意志意识形态》看作一部独立的著作，而是若干基于青年黑格尔派内部理论争论的文献辑刊。受其影响，卡弗曾经撰文得出《德意志意识形态》从未存在过的结论。这一编排方案及其引申观点，在国际国内学界引发了广泛的争论。2017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新版第一部分第五卷正式出版。这一版本虽然没有采用陶伯特的编辑方案，但是也倾向于将这部经典著作理解为一个文献合集。
《德意志意识形态》作为马克思、恩格斯在思想探索中所形成的一部著作的手稿，它并未完成的事实也是客观的。但是，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曾多次提到的那样，这部著作的理论价值是毋庸置疑的，它的存在毫无疑义。对文献学专家基于历史信息，还原马克思、恩格斯写作进程的努力应表示钦佩和尊重，但是要完整准确理解和把握《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文本结构及其理论意义，不能仅仅依赖于对某些历史考证信息的抽象接受。一方面，这些信息本身也带有推测的成分，完全复原马克思、恩格斯的写作进程本身就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另一方面，对这些经典著作的理解本身既无法回避，更必须尊重既有研究所形成的理论成果。这并不是说要无原则、无差别地接受经典著作传播过程中所形成的各个不同版本，而是说要透过各个版本差异的比较，深入到文本背后的理论和历史，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发展一路走来的历史进程。只有在此基础上，立足文本、面向当下，才能真正深化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理解和阐释。换言之，经典著作研究所求之真，既是文献学意义上的原初文本形态，也是理论阐释意义上的文本、思想史和现实关切之间的内在统一。
三、思想语境与支撑文献
学界普遍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之所以重要，并不仅仅是因为其中提供了对于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著作在历史上出现的不同版本，马克思、恩格斯手稿和笔记的原初文本形态和写作顺序，还因为在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历史考证中，包含着有关马克思、恩格斯写作特定文本的特定时期的特定思想语境的复现，以及蕴含在其中的有关理解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理论的支撑性文献信息。这些特定的思想语境和支撑文献，构成了阅读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把握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的重要理论参照。这就要求在原原本本阅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时，必须从文本的逻辑结构、概念术语的辨析，以及不同历史版本的比较和传播过程的梳理，进一步推进到经典著作思想语境和支撑文献的研究和考察。
在既有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研究中，往往存在这样的理论困境：很多时候当我们学习阅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时，往往带有一种直接性的理论期待，就是希望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经典著作中直接找到解决现实问题的答案，但这种诉求在大多数情况下却无法满足。马克思、恩格斯所直面的毕竟是19世纪的资本主义现实和社会主义运动，著作中的很多观点，都打上了鲜明的时代烙印，因而也就无法直接对应当今的社会现实。这样一来，往往形成两种内在相关但又互相反对的错误倾向。其一是认为马克思主义过时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在今天已经不再具备现实意义，只能是一种博物馆里的鉴赏品。其二是简单地从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中，孤立地抽取某些观点和表述，作为某种理论上的装饰品。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之所以重要，乃是因为其记载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艰苦理论探索，记载了经典理论家立足特定的社会现实，在与同时期的各种理论思潮进行对话斗争的基础上，发现社会历史规律，确立科学理论体系的伟大实践。因而，学习阅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就必须透过文本、深入历史、走进经典理论家的社会实践和思想斗争中去。在此过程中，思想语境的考察和支撑文献的研究，不是可有可无的内容。只有充分重视这些内容，才能避免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理论中陷入“灯下黑”的误区。
为了说明这一问题，可以回顾上文已经提到过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例子。围绕这一著作的研究除了所谓的人本主义“青年马克思”争论外，还存在这样一种观点，即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已经初步探讨了唯物主义辩证法，批判了政治经济学，论证了共产主义，因而这一著作已经蕴含着马克思成熟的理论形态。在一般的意义上，这样一种观点是成立的。但是这样一种观点的意义仅限于强调《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正确世界观的发源地”。换言之，站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和发展的理论高点上，回顾《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理论探索，理解马克思青年时期从黑格尔的思辨唯心主义和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经过政治经济学研究走向唯物史观和辩证法的唯物主义理解，这是合理的。但是直接挪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观点和表述，如异化批判等思想来理解马克思、恩格斯成熟时期的著作，特别是《资本论》的哲学方法，则是不可取的。
1843年下半年，马克思前往巴黎之后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写作主要集中于第二年6月至8月间。在开始这一手稿的写作时，马克思已经形成的理论认识是：在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中，马克思已经意识到黑格尔的思辨辩证法是从抽象的思维出发的，黑格尔国家观的秘密是私有财产的神秘主义。因而，他决意从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立场出发，运用主谓颠倒的方式对黑格尔展开批判。在此过程中，他发现了私有财产基础上市民社会的内在矛盾，因而转向了无产阶级立场。对比同时期恩格斯发表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马克思的研究从一开始并不是聚焦于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和范畴的批判，而是直接利用政治经济学提供的材料，来考察市民社会的内部结构，即地主、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相互关系。这一研究的结论是，马克思发现私有财产基础上竞争的结果是地产的消解，市民社会日益分化为资本和劳动的对立。这样，当马克思在第一笔记本的最后，用异化劳动来解释私有财产时，既完成了对黑格尔法哲学中私有财产的神秘主义的批判，也为“主谓颠倒”确证了新的主体，即以自由自觉的活动为类本质的人。
按照马克思自己的提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第二笔记本论述了私有财产的相互关系。但令人遗憾的是，第二笔记本的大部分内容已经轶失，第三笔记本以对第二笔记本的补充为开始，但很快溢出了原有的写作。其中，马克思用了大量的篇幅来讨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问题。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1844年6月德国西里西亚纺织工人起义的爆发，促使马克思研究分析当时流行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潮。事实也是如此，在这一相对独立的部分，马克思分七个要点展开论述。只不过，其中出现了一个非常特殊的情况。这就是原本作为第六个要点的对施特劳斯和鲍威尔的批判，被拓展为“对黑格尔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这一部分的写作与“私有财产和需要”和“增补”两个片段又是交叠进行的。正是在此过程中，马克思意识到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逻辑短板，开始在现实的经济关系中理解人的存在及其本质。简单说来，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开始从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走向唯物史观，他对黑格尔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同他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以及私有财产运动的理解内在相关。
因此，深入理解《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除了考察这一著作的文本结构和关键概念，马克思的写作过程以及围绕这一著作的争论外，还必须深入到同时期的相关社会运动和理论趋向中去。如，恩格斯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欧文、卡贝、蒲鲁东、傅里叶等人有关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论述，鲍威尔、卢格、赫斯对于无产阶级的不同态度，以及斯密、萨伊、李嘉图、穆勒等人的经济学研究等。在这一思想语境的重构中，在相关支撑文献的佐证下，完全有理由提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马克思青年时期，结合自身的理论诉求，面对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这些对他而言的新事物，首次进行研究所形成的初步理论成果。作为经典著作，其理论意义并不在于提出了“异化劳动”概念，而是澄清了马克思从人本主义开始走向唯物史观的转变历程。
强调思想语境和支撑文献对于理解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重要性，还可以在马克思有关《资本论》辩证方法的说明中得到印证。马克思有关《资本论》辩证法的集中表述是在第二版的跋文中。这篇文献的写作，就是直接回应了俄国学者考夫曼对《资本论》方法的评论。在《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观点—评卡尔·马克思〈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一文中，考夫曼的核心观点是：马克思的研究方式是严格的实在论的，而叙述方法不幸是德国辩证法的。对此，马克思给出了针对性的回应。马克思强调叙述方法与研究方法在形式上的不同，指出“材料的生命一旦在观念上反映出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好像是一个先验的结构了”。但是自己的辩证方法和黑格尔截然相反，因为“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而且自己将近30年以前就批判过黑格尔辩证法的神秘方面，现在又公开承认自己是“这位大思想家的学生”，并且在关于价值理论的一章中，“甚至卖弄起黑格尔特有的表达方式”。因为，“辩证法在黑格尔手中神秘化了，但这决没有妨碍他第一个全面地有意识地叙述了辩证法的一般运动形式”。
与之相关，马克思之所以在价值理论的一章中，“卖弄起黑格尔特有的表达方式”，与他注意到并深入研究政治经济学中有关价值概念以及价值资本关系之间的争论有关。在写作《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的过程中，围绕李嘉图体系解体的争论，马克思特别关注了对价值概念进行尖锐批判的两篇文献，即1821年匿名发表的《评政治经济学若干用语的争论，特别是有关价值、供求的争论》和贝利1825年出版的《对价值的本质、尺度和原因的批判研究，主要是论及李嘉图先生及其信徒的著作》。在对这两篇文献的评论中，马克思专门指出，“价值的独立化”并非仅仅是经济学家的一种经院式的虚构，“这种独立化在资本中表现得更加明显”，“用语的怪异”不过是“现实的怪异”的表现，“矛盾存在于事物本身，而不是存在于表达事物的用语中”。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是一个矛盾运动的过程，这样一种矛盾运动表现为价值独立化和自我增殖。只有从资本生产和再生产的角度，才能澄清价值的独立化的本质。仅仅从“用语的怪异”出发展开批判，实际上恰恰忽视了现实的社会关系，陷入到一种拜物教的境地。因此，今天当理解《资本论》中有关商品和价值理论的讨论时，以及马克思有关辩证方法的说明时，更不能将相关表述抽象出来加以理解，而必须结合特定的思想语境以及相关支撑文献加以具体的历史的分析。
四、时代关切与方法自觉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研究中，文本逻辑梳理和概念术语辨析，历史传播回顾和版本差异比较，思想语境重构和支撑文献考察这三个视角之间本身是内在统一的。文本逻辑的考察和概念术语的辨析，除了强调立足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理论家的原始文献档案外，还必须结合经典著作的历史传播和版本比较，依托思想语境和支撑文献的考察。历史传播回顾和版本差异的比较，尤其是面对经典著作文本研究中存在的争论时，不能抽象地采取某种所谓“中立＋实证”的态度，必须在深入理解文本逻辑和概念范畴的基础上，深入特定的思想史语境以及相关支撑文献的理解。思想语境的重构和支撑文献的考察，内在渗透于经典著作文本逻辑和概念范畴的研究之中，并且随着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历史传播和版本比较的研究而不断深化。即三种视角内在联系和有机统一，共同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研究的时代关切和方法论自觉。换言之，站在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发展的理论高点上，坚持高度的方法论自觉，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研究的一个重要视角，而且是文本逻辑梳理和概念术语辨析、历史传播回顾和版本差异比较、思想语境重构与支撑文献考察这三个视角的逻辑统摄。
为了说明这一问题，以马克思、恩格斯的唯物主义转变为例来加以阐释。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之于马克思主义来说，再怎么强调也不为过。结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和发展历程，一种普遍接受的观点是：1843年移居巴黎后，马克思完成了从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转变。恩格斯则是前往曼彻斯特后，实现了向唯物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转变。然而，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研究中，却很难为这一观点提供直接的文本佐证。回到马克思青年时期的探索历程中去，他在《莱茵报》时期曾经提到“下流的唯物主义”的说法。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曾经在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意义上使用“唯物主义”这一术语，这一含义即便在《神圣家族》中也曾有所体现。只是到了《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才明确提出了“新唯物主义”的说法。回顾恩格斯青年时期：在不来梅时期，他曾在私利的意义上理解“唯物主义者”。直到1844年初，他所理解的唯物主义主要指18世纪的法国唯物主义。这样一来，经典著作的文本研究与既有的理论观点之间仿佛出现了一种错位和偏差，以致国内学界在讨论这一时期的马克思、恩格斯思想转变时，不得不使用“一般唯物主义”“人本主义唯物主义”“法权唯物主义”等策略性的表达。
实际上，对于马克思、恩格斯早期的唯物主义转变而言，这不是一个单纯的文本问题，而是一个理论问题。对于这一问题，必须结合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化发展和大众化传播来加以理解。围绕唯物主义转变的最经典表述是在恩格斯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中给出的。该书写作的目标是在19世纪下半叶资本主义社会和自然科学发展的大背景下，针对打着科学旗号的庸俗唯物主义，通过马克思、恩格斯的早期思想发展的说明，来宣传、捍卫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方法。因此，强调马克思、恩格斯的唯物主义转变及其对费尔巴哈的批判，不仅仅是一个文本和思想史的回顾，更是一种结合现实需要的理论阐释。这样一种阐释不仅深刻影响了苏俄（联）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而且成为他们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同当时俄国（苏联）的社会现实相结合的重要内容。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历程中，唯物主义原则同中国革命建设的实践以及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则进一步结合中国传统，被明确界定为“实事求是”。
这样一种理解不仅仅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理论成果，而且构成了今天理解马克思、恩格斯早期思想发展和经典著作的重要逻辑线索。马克思、恩格斯终其一生的科学理论活动，都坚持从客观现实出发，探索把握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并自觉反思自身持有的思维前提、运用的概念范畴。这种科学方法的确立，显然是他们在青年时期的艰苦探索中实现的。今天，重新思考青年马克思从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的转变，有助于全面把握马克思主义形成发展的伟大历程，深入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革命的思想资源和理论实质，为从哲学基本问题的角度出发理解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最新发展提供积极的借鉴。在这个意义上，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就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理论探索中，对唯物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方法论的科学理解。更进一步，对于唯物主义方法的理解，也内在贯穿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研究之中。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更应该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时代关切中，坚持方法论的自觉，在文本、理论、历史的内在统一中，学好悟好用好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
（责任编校：马纯红）
因排版需要，注释从略，请参阅期刊纸质版原文。